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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人們把生存演繹成多種表演形式，置身于或大或小的舞臺，一次又一次的改造就會發生。基于此，柏拉圖認為城市應該把模仿行為作為主要的惡習鏟除掉，因為所扮演的角色很容易成為本人的一切。個人如此，城市更是這樣。任何一座城市，它一方面需要面對無法量計的二次改造，同時，它又以自詡開放的心態吸收，最終，模仿行為變成了城市改造的唯一標準。 就像硬幣有兩面一樣，模仿雖然是城市改造體系中確之鑿鑿的行為，但是，模仿又影響了城市對改造的決斷，因為誰也無力確保模仿的相似與相異。 最初為青島定型的老城區面臨著曠日持久的改造，以中山路為中心向東西延伸的區域至今還沒有找到模仿的對象。一位在其中居住的老太太和我偶然相遇，她剛剛從社區居委會出來，像此前的每一次一樣，區域改造的聲音像海浪一樣潮落潮漲，可是始終不曾有拍岸落定的消息。她和我并肩走過她最初居住的地方，這里在多年前就被商業開發了，人們或主動或被動搬離，失去了在出生地生活的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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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質上，我以及在美國、日本、德國的三位同齡人，與這位古稀之年的老太太一樣，不論從城市中獲益還是受城市所累，我們一并失去了在出生地生活的權利，更無法寄望于下一代。這正是城市化最大的恐慌。 城市一邊在驅逐自然，一邊又極為渴望自然；城市既生產出了太多太多節省勞動力的機械，又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操作這些機械……不止于此，城市已經察覺到涌入的人對它的壓迫了——代表城市和定義城市的建筑和廣場雖然不是吸引人的首要因素，然而，作為身處城市的最直觀方式，城市里的建筑和廣場承受的壓力越來越重。 城市陷入了疲于應付自己的狀態中，它終于擺脫了鄉村，然后又徹底和鄉村融為一體。至此，城市的體系變得越來越模糊，它試圖把鄉村改造的野心變成了一種交換，豐富多產的鄉村以入股的方式完成了對城市的再次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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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鄉村意外完成了對城市的部分改造，其中最大的必然是城市自身的危機。 按照馬克思·韋伯之于卡里斯馬支配的理解，當危機出現時，不管是心理的、生理的、經濟的、倫理的、宗教的或是政治的，此時，自然的狀態就不再適合了，取代的必然是超自然的行為。對應其中，鄉村之于城市的改造就是超自然的隨機行為，它不是借助外在秩序，而是從自己內部生發出的實際的能量。 但是，鄉村并非力大無窮。當它以個體出現的時候，基于獨立性的考量，鄉村確實能夠呈現力與美；不過，鄉村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個獨立鄉村聚合的概念，原先繼承時間和空間的真實越來越淺，它也變得越來越無力，更不必說抵抗城市化。 一定意義上，城市是官僚體系，它需要并且也是一種恒定長久的狀態，而鄉村與其正好相反，它的傳統守舊、牢不可破剛好成為不穩定的誘因。因此，盡管鄉村入股改造了城市，可是，至少就形式而言，鄉村輸得一敗涂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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