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想給張謇一個定義,卻沒有一個定義能完全概括。

　　張謇第一個標簽,是實業(yè)救國的民族工業(yè)家,這是毛主席提過的。

　　但若說張謇的首要角色是工業(yè)家,則遠遠不夠,他的政治色彩更為濃重。在中國近代史幾大政治轉折處,他都扮演了關鍵角色。僅以“走向共和”前的幾件事為例。是他將梁啟超引薦給翁同龢,開啟了維新運動序曲；是他促成劉坤一、張之洞提出了東南互保,成為地方自治的首倡者；是他發(fā)起了預備立憲公會,成為立憲運動的領袖；是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詔書并幕后主持了南北議和,成為“民國的助產(chǎn)士”。

　　在張謇與清末民初一百個風云人物的交往中,有清帝光緒與攝政王載灃,以及善耆和端方；有清流名臣翁同龢、張之洞、沈葆楨；有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有北洋政權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以及唐紹儀與熊希齡；有奉直皖系幾大首領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徐樹錚；有革命先驅黃興、陳其美、蔡鍔、章太炎；有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wèi)、譚延闿；還有各界翹楚蔡元培、黃炎培、羅振玉、王國維、竺可楨、丁文江、梅蘭芳、吳昌碩……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人物的年齡跨度約半個世紀,立場上涇渭分明、有的甚至互為仇讎,但都對他基本認同,且都與他在不同時段共同謀辦了歷史大事,這種能量與維度,在當時的政治家中并不多見。

　　張謇第二個標簽是“立憲之父”。清末新政時,他是預備立憲公會的會長、各省咨議局聯(lián)合會的實際領袖。他第一次將西方議會政治引入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政體；他領導發(fā)起的國會請愿運動,客觀上催化了辛亥革命的到來；他更是民國初年的議會政黨領袖,一系列新觀念引領政治潮流。

　　但張謇的政治道路比“立憲”要復雜。他曾是帝黨的骨干,卻第一批投向共和；他起草了清帝退位詔書,被保皇黨斥為“張、湯之罪”；他作為立憲派的領袖,卻支持了袁世凱；在袁稱帝后,又轉而支持蔡鍔的護國運動……他一生多變的政治立場,和梁啟超不斷變化的主義一樣,成了研究者需要不停解釋的一個問題。

　　一

　　萬變不離其宗。張謇萬變中所堅守的“宗”,是大一統(tǒng)與共和。他的政治理想,一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大一統(tǒng)政治文化格局,以及維持大一統(tǒng)的強力政府；二是保證中央權力不淪為私屬的憲法,即共和憲政。兩者缺一不可。

　　他在清帝宣布退位之前五十天(1911年12月22日)發(fā)布的《共和統(tǒng)一會意見書》,是這一理想的集中表達:“夫欲維持中國今日之分割,不得不以維持領土為第一要義”“夫吾人之所謂為共和主義者,非誰某一族一姓之共和主義,乃合全國之二十二行省,及蒙盟藏衛(wèi),而為一大共和國。要以言之,即統(tǒng)漢、滿、回、蒙、藏之五種人,而納之一共和政體之下者也”“設共和政治進行時代有力之樞機,而即成一鞏固健全之大共和國家者。”

　　他始終貫穿著這一原則。

　　他的共和,是大一統(tǒng)制度下的共和。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通電獨立,他明確主張,此“獨立”是指各省相對于清廷政權而獨立,但絕不是指背棄大中華共同體而各自獨立。“夫獨立云者,離北京政府而獨立,非各自獨立之謂者。”

　　他的地方自治,是大一統(tǒng)制度下的自治。東南互保,只是暫時不聽從清廷亂命,中央穩(wěn)定后,還是要回歸的。

　　他的立憲和議會,也是大一統(tǒng)下的立憲和議會。當議會變成亂源,他便命令兒子拒絕參加。“……在滬及舟中,又知議會種種幻象,污濁昏擾甚矣。開會期近,兒其堅辭,以全我父子之清白。”

　　在內(nèi)憂外患最為嚴峻的關鍵時刻,張謇為首的立憲派為維護大一統(tǒng)做出了特殊貢獻。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黨“驅除韃虜”的排滿狂潮引發(fā)了滿蒙王公的恐懼。日本趁機插手滿洲,俄國策動外蒙獨立,內(nèi)蒙古、西藏、新疆也日趨不穩(wěn),大中華分裂迫在眉睫。張謇大急,提出以共和政治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案:“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為今之計,唯有蒙漢合力,推誠布公,結合共和政治。強鄰覬覦,可以永絕。漢、蒙、滿、回、藏五族,皆有選舉大總統(tǒng)之權,也都有被選為大總統(tǒng)之資格。”

　　此時,革命黨武昌起義的旗子是“十八星旗”,象征著建立不包括滿蒙藏疆的十八省漢族國家。而張謇等立憲派主導的江浙等地,使用的則是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象征著包括滿蒙藏疆在內(nèi)的二十二省。為“五族共和”上下奔走的江蘇督軍程德全與浙江督軍湯壽潛等人,都是張謇的立憲派骨干。張謇與革命黨黃興、陳其美、宋教仁、伍廷芳等人交情深厚,并在“五族共和”上達成一致。最終,立憲派與革命黨內(nèi)部力量共同促使孫中山正式提出了“五族共和”。

　　而在清廷這邊,張謇一方面支持袁世凱維系多民族大一統(tǒng),一方面在起草的《清帝遜位詔書》中明確提出“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如今史學界對梁啟超、楊度等人在“五族共和”基礎上創(chuàng)造的“中華民族”概念已有定論。但深究史料當可發(fā)現(xiàn),從革命黨到袁世凱到清廷,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一手托南北”,對政局向“五族共和”的實際轉變發(fā)揮了更為重大的作用。看到如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看到如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念及“張謇們”當時的良苦用心與慘淡經(jīng)營。

　　二

　　張謇與袁世凱有五年緊密合作。

　　1911年6月,他繞道彰德與斥退在家的袁世凱共商大計勸其出山；1912年幫袁世凱協(xié)調(diào)南北運作臨時大總統(tǒng)；1913年為袁世凱將梁啟超請回國共組“進步黨”以對抗國民黨；1915年底在袁世凱稱帝之前辭職回家。

　　對袁世凱的歷史評價另當別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張謇對袁世凱絕非政治依附。他青年時即認識袁世凱,深知其權術心性,并因此斷交二十年。與許多士大夫一樣,張謇當時心中迫切希望的,是找到一個能盡快維護大一統(tǒng)的中央權威,哪怕這個權威是脆弱的。如同他在《共和統(tǒng)一會意見書》中所寫,“設有力之樞機,而即成一鞏固健全之大共和國家”。更如同他在去世三年前寫的《嗇翁自訂年譜》序言中所說,民主發(fā)端于法國和美國,因民主政治在“滅害平爭”方面優(yōu)于君主政治,所以自己篤行民主十四年。但后來發(fā)現(xiàn),單純的民主制度雖然將一二人之專分散為千萬人之專,但爭戰(zhàn)還是一樣的。因為國家權力像鹿散于野而無主,反而激發(fā)了更多的惡斗。要熄爭止戰(zhàn),只有建立唯一且強大的政治中心,才能恢復統(tǒng)一和秩序。“一國之權猶鹿也,失而散于野則無主,眾人皆得而有之,而逐之,而爭以劇。一人捷足而得之,則鹿有主,眾無所逐,而爭以定。”

　　他與革命黨不同。究其出身來源,張謇的狀元并非由道德文章一蹴而就,而是從軍務起家,輾轉游幕,辦理實務。他一生對“實務”有著非同常人的執(zhí)著,對政治人物的判斷也將“治平能力”列為首位。

　　1912年1月3日,孫中山回國之后的第12天,張謇就急迫與孫中山見面長談。談話內(nèi)容大致涉及了新政權的軍隊和財政等實際問題。而孫中山對此類問題則回答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盡管張謇之后對孫中山的革命精神一直稱頌不已,但他當時卻評價孫“不知崖畔”。他認為孫中山不太懂中國實際,“于中國四五千年之疆域、民族、習俗、政教因革損益之遞變,因旅外多年,不盡了澈”。和孫中山相比,袁世凱的北洋勢力,也許能以最小的動亂成本維持大一統(tǒng)。況且,袁世凱在天津的新政,亦證明了其治國能力。

　　張謇選擇了袁世凱。以東南士紳領袖身份為袁接任臨時大總統(tǒng)而在南北和談代表之間進行幕后斡旋。與孫中山談話7天之后(1月10日),他將南北斡旋成功的結果通報袁,“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公一切通過”。在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的第二天(1912年2月13日),他立即辭去了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的實業(yè)總長,投入北京政權。

　　投入北京政權不到一個月,張謇創(chuàng)建了民國建立以后第一個采用黨的名稱的政治團體——“統(tǒng)一黨”,其綱領是“團結全國領土,厘正行政區(qū)域”“完成責任內(nèi)閣”。身為立憲派領袖,親自組織的第一個政黨,不叫立憲黨,而叫做“統(tǒng)一黨”。

　　當宋教仁被刺案激起國民黨“武力討袁”時,他力戒南北分裂,主張法律解決,譴責國民黨好戰(zhàn)派“不憑法律,不憑議案,而先自南北分裂”。他的觀點影響了革命黨人汪精衛(wèi)與黃興,使黃興秉持“法律解決”徘徊了較長時間之后才最終反袁。

　　當袁世凱取消國會后,同為“名人內(nèi)閣”的熊希齡與梁啟超憤而辭職。作為國會的創(chuàng)制者,在沒有國會的一年多里,他卻留了下來,冀望著袁不要邁出最后那一步。但他徹底失望了。張謇為了大一統(tǒng)能容忍“終身大總統(tǒng)”,卻不能容忍復辟帝制。因為,他的底線不只有統(tǒng)一,還有共和。

　　誰搞分裂,張謇反對誰；誰反共和,張謇亦反對誰。他的一切變與不變,都圍繞著“統(tǒng)一”與“共和”這個雙向合一的主題。

　　當袁世凱維護大一統(tǒng),張謇選擇支持袁；當袁世凱走向帝制反對共和,張謇選擇與袁分道揚鑣,袁再度請求他幫助“轉圜南北”,他斷然拒絕。但護國戰(zhàn)爭亦不是張謇心中所望,他沒有參與梁啟超在各地的策反活動。他認為,打倒一個大強人,會放縱出無數(shù)小軍閥,造成更大的分裂。他當時做的是勸馮國璋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維持共和國體,繼承而不是分裂北洋,以換取全國“統(tǒng)一”與“秩序”。

　　也是在《嗇翁自訂年譜》序言中,他寫道,雖然一人可“得鹿”,但如果得之而不為公心,一定會失去。人皆有私欲,確保權力為公不為私屬,只能依靠憲法。而民國憲法的根本精神,正是共和。“然一人獨有眾之所欲,得而又私,而不善公諸人,則得亦必終失……世固不能皆舜禹也,不能舜禹而欲其公,固莫如憲法。”

　　可惜,在張謇的時代,擁有統(tǒng)一能力的人,沒有共和之靈魂；擁有共和靈魂的人,又沒有統(tǒng)一之能力。這是他依違不定、彷徨其間、無力回天的時代悲劇。他生早了二十年,他的理想,只能由一批新的歷史人物來實現(xiàn)。

　　三

　　1916年之后,張謇不再涉足政治。他回到南通,轉向了扎實的地方建設。

　　張謇建設了中國第一個擁有城市規(guī)劃的近代城市,第一個實行小學義務教育的縣級單位,創(chuàng)辦了第一所師范學校,第一所盲啞學校,第一個紡織學校、水利學校、水產(chǎn)學校、航海學校、戲劇學校。第一個公共博物館,第一個氣象站,第一個測候所。他建設醫(yī)院、養(yǎng)老院、劇院,扶植了中國第一個科學社團“中國科學社”,他甚至制定了中國第一部《森林法》……其實,這又何嘗不是他的政綱。他搞了大半生政治,無非是想在全中國土地上作這樣宏大的開發(fā)。既然時非所與,那只能建一個小小的烏托邦作示范了。

　　這些眼花繚亂的“第一”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這是他的第三個標簽。無論在他權力鼎盛事務繁忙時,還是在他退出政壇能量微薄時,都不遺余力辦教育。但他辦教育的方法,又與別人大不相同。

　　他的朋友中,蔡元培重塑了北大,嚴修創(chuàng)辦了南開,辦的都是大學。只有他,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應從娃娃抓起,應覆蓋全社會而不留任何盲點,應從幼兒園、小學、中學、職業(yè)教育開始。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儉,卻傾其所有,連續(xù)十幾年,一口氣辦了近四百所各種門類的基礎學校,完成了一個完整的近代國民教育體系。早在1903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時,要求“學校形式不請觀大者,請觀小者；教科書不請觀新者,請觀舊者；學風不請詢都城者,請詢市町者。”

　　蔡元培不同意張謇。他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里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里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可張謇卻認為,老師可以從師范里來。小學為先,師范為本,辦基礎職業(yè)教育,才是數(shù)十年后徹底提升國民素質(zhì)的根本之法。他和黃炎培一起創(chuàng)辦了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甚至還去改造妓女和囚犯,還去教盲啞人。這些觀點即便在今天,對國民教育方向是精英化還是平民化的問題,對扶貧攻堅等民生工程,仍有探討價值。

　　他的朋友們辦的那些大學里,出來了一批批中國現(xiàn)代化精英名流,他的朋友們也自然成了一脈脈學派領袖,名滿海內(nèi)外,桃李遍天下。而張謇學校里出來的,是一批批優(yōu)秀基層教師,一批批有文化的工人農(nóng)民,一批批醫(yī)生與農(nóng)技師,一批批學會基本技能的殘疾人和被改造過的囚犯妓女。這些人沒有能力來光大他的名聲,支撐他的學派,而是化成了中國現(xiàn)代化沃土中的一粒粒種子,化成中國國民素質(zhì)脫胎換骨過程中的一滴滴清泉。至今,沒有一個近代名人說自己是張謇的學生。

　　功成不必在我。功不必急功近利而成。功當在多年后驗其效。南通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經(jīng)濟中心,但一百多年來,卻始終保持著模范城市的地位。正是這些有文化的普通人,持續(xù)孕育出幾代新中國的各界骨干。張謇創(chuàng)辦和支持過的那些學校,他生前絕沒料到,多年后都發(fā)展成為海內(nèi)聞名的大學。他1902年創(chuàng)辦的通州民立師范學校附設農(nóng)科,變成了揚州大學；他1905年支持創(chuàng)辦的復旦公學,變成了復旦大學；他1915年參與創(chuàng)辦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變成了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財經(jīng)大學；他1917年支持復校的同濟醫(yī)工學堂,變成了同濟大學。他曾經(jīng)資助并任校董的南洋公學,變成了上海交通大學；他參與發(fā)起并任校董的暨南學校,變成了暨南大學。還有一批他創(chuàng)辦的更為專業(yè)化的技術學校,也變成了各行業(yè)的最高學府。如他1910年創(chuàng)辦的中國陶業(yè)學堂,變成了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他1911年創(chuàng)辦的吳淞商船學校,變成了上海海事大學和大連海事大學；他1912年創(chuàng)辦的南通紡織專門學校,變成了東華大學；他1912年創(chuàng)辦的吳淞水產(chǎn)學校,變成了上海海洋大學；他1915年創(chuàng)辦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變成了河海大學。

　　再回到人們最熟悉的那個老標簽“民族工業(yè)家”。和其他搞航運、交通、化工、金融的巨子相比,他主要搞輕工業(yè),兼以開墾鹽荒治理淮河。一度想發(fā)展航運,但并沒有成功。大生紗廠只有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好光景,1925年就被債權人接管了。然而,是張謇,而不是那些更成功的巨商們,被現(xiàn)代企業(yè)家們追溯為精神領袖。因為他主動挑到肩上的社會責任,遠遠超出了“實業(yè)家”和“商人”的身份。他從來不是想建立一個商業(yè)帝國,而是想建設一個理想社會。他所提倡并身體力行的是,企業(yè)家不僅要做大,更要做實；不僅要愛國,還要愛社會；不僅要辦慈善辦公益,還要育平民擔責任。這是士大夫的根本價值觀所決定。而企業(yè)家精神加傳統(tǒng)士大夫精神正是中華近代商道的內(nèi)核。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就不多講了。

　　四

　　張謇逝于1926年8月,是因為發(fā)燒。發(fā)燒了他還要照常一意孤行,和工程師們一起去視察江堤。結果越燒越重,二十四天以后就去世了。臨終時沒有言語,沒有計劃,沒有留下遺囑。

　　他的最后幾首詩,是生病前三天的《星二首》。這一天是農(nóng)歷六月十八,本來應該有較圓的月亮。他夜深不眠,守候許久,卻沒等到。

　　江昏不得月,暑盛獨繁星。掠電偏難掩,搖風閃未寧。

　　有人愁太白,無始滿空青。歲已非吳越,占家莫狃輕。

　　聚若真成漢,沉憂獨庶民。在天猶沒浪,照地若為春。

　　帝坐虛共主,農(nóng)祥愿丈人。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煙塵。

　　“江昏不得月,暑盛獨繁星。”沒有皓月一輪,只有星斗漫天。如同1926年的中國,幾十個割據(jù)的軍閥,百十個爭斗的政黨,實質(zhì)的統(tǒng)一仍遙遙無期。此時,北伐軍剛剛誓師出征(7月9日)。“斗箕勿相笑,南北正煙塵。”新的歷史因緣,將在這煙塵中誕生。

　　關于對張謇的歷史評價,胡適的“序言”流傳最廣。胡適比張謇小三十余歲,從沒見過張謇,但卻是張謇參與籌辦的“中國公學”所培養(yǎng)出來的。是他撒播的諸多因緣中的又一個。胡適寫道:“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shù)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yǎng)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yè)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張謇的政治道路,是失敗的、中斷的。但他頑強地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條覆蓋于荊棘下的小路,經(jīng)過百年大潮洗刷之后,這些小路顯露出來,密密麻麻連成了一條新的路網(wǎng),到今天還能供人行走。

　　他做的時候,未必知道哪些能留下來,不過憑借著一顆純正的初心。家國天下的初心,無論如何變遷,始終不會錯。

　　因此,張謇是誰?胡適的序,不是結束,只是開始。對一部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研究,一樣沒有結束,只是開始。

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