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鬼子”服參加校運會、“四行倉庫軍服”事件、“紫金山”事件……各種匪夷所思的“精日”分子總有辦法躍入眼簾。于是終于出離憤怒，這些人真的有病吧！病得不輕啊！這些“中國人的敗類”一路走到黑的時候，還有得救嗎？

　　1 癥狀：不遺余力為日本的錯誤和罪行“洗地”

　　熟悉二次元文化的人都知道，“精日”是“精神日本人”的簡稱。根據有關部門掌握的情況，“精日”分子可以崇拜日本達到仇視中國人民、仇視中華民族，以身為中國人為恥的地步；將日本視為“理想國”，甚至不遺余力地為日本軍國主義的錯誤和罪行“洗地”。

　　2018年4月，網民“潔潔良”參加相關活動時，因不滿現場留下大量垃圾，用十分“精日”的語言發布微博。當網友指出其言論不當后，“潔潔良”變本加厲，拒不刪帖。經調查，“潔潔良”曾就讀于遼寧師范大學，后為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在讀研究生。事件發生后，廈門大學立刻表示將依紀依規對該生進行嚴肅的黨紀校紀處理。

　　如果你以為“精日”只會用網民的身份掩護來作死？那你就低估了他們的“病情”。

　　201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紀念日前夕，四名男子穿二戰日軍制服在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前合影。上海警方調查后認定該事件為有計劃、有組織的行為，其中有兩名參與者曾多次發布身著日軍軍裝的照片。他們攜帶的服裝中，既有日本軍服，也有二戰德軍軍服、偽滿洲國軍服以及日本腰刀等配飾。

　　2018年2月，兩名男子身著侵華日軍的軍裝在南京紫金山抗戰遺址前擺拍合影。其中一人手持軍刀，一人手持帶刺刀步槍，槍上掛著寫有二戰時日軍用語字樣的白底紅日旗。

　　2 病因：我過得不好，你也別想舒坦

　　不少“精日”最初是從對日本ACGN（動漫游戲等二次元文化）作品極度迷戀開始的，繼而愛上了ACGN構筑的日本“理想國”。

　　尤其是一些人生價值觀未成熟的青少年，對比自己生活小圈子里的焦慮不安、挫折坎坷，更向往想象中的日本的安逸和文明。

　　問題是，自己沒錢沒才甚至沒成年，去不了日本，走不出厭倦透頂的一方天地，怎么辦？

　　所以仇怨開始蔓延：我過得不好，你也別想舒坦，我要用你最大的屈辱打擊你，那就是曾經被日本侵略者踐踏的民族自尊。

　　這大概是“精日”最陰暗的心理，也是刺激感的來源。

　　正如自媒體作家“柜子說”分析的那樣：年輕人受了傷害，把自身念念不忘的仇恨轉移到“國家”“民族”的宏大層面來“稀釋”和“解釋”。

　　自身的卑微催生對強大力量的渴求，而這種對“強大”的理解又是扭曲的，所以曾經屠殺中國人的日本侵略者，令他們折服。

　　在國家公祭日當天發表侮辱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言論的王某，佐證了上述說法。他在朋友圈曾大放厥詞“南京大屠殺還是死的中國人少，不然我怎么還是娶不上媳婦呢？”王某同時轉載了“四行倉庫軍服”事件的相關新聞鏈接，并說“是我的話我也這么做”。

　　如果說憤懣與仇恨還是淺層次的“病因”，那么意識形態的背叛就是深層次“病根”。

　　“精日”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幻想主義者。對現實不滿的青少年看了動漫就以為日本真有那么好，幻想“如果自己生來是日本人能怎么怎么樣”，被過分渲染的美感和幸福感所蠱惑。

　　在歷史學家和傳播學者看來，不可否認，日本自有的一套邏輯嚴密、內容豐富的對本國歷史、世界地位的描述是吸引人的。

　　在這些描述中，自然少不了理想化的意識形態構建和灌輸，并潛移默化地隱藏于“瑰麗多彩”的文化藝術作品中，進而傳播感染他人。

　　加上“有心之人”的引導和一些圈層文化的封閉式“洗腦”，結果就顯而易見了。“精日”言論和行為從本質上來說，是對自身文化的否定和摒棄。

　　“精日”群體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文化觀念斗爭的“試驗品”乃至“戰利品”。

　　3 治療：嚴懲不貸+長期調理

　　對于病情嚴重的人，必然是要下猛藥的。針對瘋狂的“精日”分子，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嚴懲不貸勢在必行。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繼39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遞交相關提案后，又有多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提交關于《完善立法保護國格與民族尊嚴》的議案，呼吁從立法層面對“精日”予以嚴懲。

　　“必須要在法律上給類似行為劃出紅線。”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建軍認為，我國目前在懲治“精日”方面，只能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六條中的“其他尋釁滋事行為”，由公安機關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即使合并執行拘留處罰，也不超過20天。

　　這顯然是不足夠的。“要明確告知相關言論和行為的惡劣程度，以及讓違法成本高到肇事者難以承受，這樣傳播力和破壞力才會快速下降。”知名網絡大V“麻蛇”說。此外，應把一般治安意義上的尋釁滋事和在特定公共場合、特定歷史文化遺址挑釁人類良知與共同價值的行為區別開來。

　　對于病情尚可控、可轉化、可治愈的潛在“精日”，則是需要長期處方來引導和調理。

　　一位24歲的在校大學生，曾坦言自己正游走在“哈日”和“精日”的邊緣。“每次自己遇到不公、不順，或者看到一些身邊發生的負面輿情事件，都會很失望、憤怒，然后就不自覺地給日本加分。我知道自己接受的信息很多時候是不客觀不全面的，但情緒控制不了。有時候也會很混沌。”

　　這樣的心理歷程，確是可以給我們啟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雙龍說，要警惕“精日”的危害，更要謹防青少年群體中“哈日”到“精日”的轉變。“這是外在到內涵的轉變。基于一些文藝作品和碎片化的信息來進行社會學和價值觀的判斷，這是很危險的。”

　　所以，要把強化青少年的國家和民族教育作為長期系統工程來做，特別是涉及日軍侵華等歷史真相的研究和傳播。

　　正如作家陸琪所說，75后、80后的一批人也曾受日本動漫文化影響很深，但為什么很少會被“洗腦”成“精神日本人”呢？

　　我們要反思，是什么縱容了遺忘和姑息，是誰在低估問題和形勢。（俞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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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樵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