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史上最悲壯的一頁
記者節前夕，追憶新華社太行烈士
1942年6月2日，這天是黃君玨30歲的生日。面對敵人的步步緊逼，她抱著“寧死不當俘虜”的決心，縱身一躍，跳下萬丈懸崖，與出生僅3個多月的兒子永別。
太行山壁立千仞，清漳水緩緩流淌。
山西左權麻田西山上，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上鐫刻了這樣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有人以筆為槍不幸中彈、有人臨危不懼縱身跳崖……在1942年日本侵略者發起的大掃蕩中，40多名新華社新聞工作者壯烈犧牲，書寫了中國新聞史上最為悲壯的一頁。
新華社華北總分社、《新華日報》（華北版）職工黃君玨烈士資料照片。
尋找“戰地黃花”
深秋的太行山，金黃色落葉鋪滿山坡。
11月3日，記者一行向太行山深處的莊子嶺“道士帽”山挺進。
一個老鄉帶隊爬山。大家踩在落葉上一步三滑，稍不留神便會摔倒，必須時時抓著樹干，宛如猴子攀樹。滿眼的荊棘灌木叢一會兒扎到手，一會兒又鉤住衣服。沒人想說話，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氣聲縈繞耳邊。
終于到達山頂，記者緩緩直起腰，東找西瞧不見山洞。夕陽正在西下，不得不下山。記者返回左權縣城已是晚上9點多。
11月4日7點半，記者再次踏上尋訪路。
這次3個老鄉帶路，換路而行。路程明顯縮短，但卻十分陡峭。有的石階僅容一只腳，兩只手也只能扒著峭壁，而身后就是懸崖。攀爬一個多小時后，一個山洞映入眼簾。
站在洞口，記者心潮澎湃，這里就是新華社華北總分社、《新華日報》（華北版）經理部秘書主任黃君玨烈士的跳崖處。
山洞并不大，有兩三平方米，前面是一條很窄的小路，上面是峭壁，下面為懸崖。由于道路陡峭，附近又有十余個山洞，長期以來黃君玨到底從哪里跳崖不能確定。記者花了兩天時間，從早找到晚，中途沒吃飯、沒喝水，最終根據多條線索，確定了這個山洞。
11月4日拍攝的新華社職工黃君玨烈士藏身的山洞。記者曹陽攝
與黃君玨一起藏身此洞的還有兩名女同事，她們不幸被兇殘的敵人用刺刀挑殺，其中譯電員王健犧牲時年僅16歲。
當地老鄉說山洞下面的半山腰處曾臨時安葬過她們的遺體。“俺爹還幫忙埋呢，老百姓邊埋邊哭。”75歲的歡峪溝村村民武郭鎖心里一陣發痛，流下熱淚。
離山洞最近的人煙便是“八路軍母親”李才清的故居。屋內老物件、老照片、獎狀、碑刻等無聲訴說著這位太行女杰對八路軍的恩情。李才清老人去世后，她的孫輩、重孫輩仍有人在這里生活。
64歲的郭懷生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回憶起奶奶講給他的往事：1942年侵華日軍發動殘酷的大掃蕩，對太行根據地進行“鐵壁合圍”。他們在莊子嶺一帶的山頂上“安營扎寨”十余天，搜查八路軍……
時光仿佛回到78年前。
在敵人掃蕩下，為縮小目標，減少犧牲，新華社人員化整為零分散隱蔽。黃君玨帶領韓醫生、電務科譯電員王健等曾經過李才清家，但她看到這里傷員較多，不想給老大娘添麻煩。6月2日，她們沿著記者尋訪的路，隱蔽在了這個山洞中。
這是11月4日拍攝的黃君玨烈士跳崖處。
“我奶奶攔她呢，但她看到這里傷員多，不想再添麻煩，就走了。”郭懷生說。
然而不幸的是，黃君玨三人藏身的山洞被侵華日軍發現，他們爬上山頂，用繩子將柴草吊下來，火燒煙熏。在敵人步步緊逼下，黃君玨向日軍開槍后，縱身跳下山崖。這天是她30歲生日。
黃君玨的丈夫王默磬在給岳父黃友郢的信中，訴說了妻子英勇犧牲的情況和他強忍傷痛、悲痛尋找妻子遺體時的情景：
夜九時，敵暫退，婿勉力裹傷蛇行，潛入敵圍，爬行至該山，時皓月正明，尋到遺體，無血無傷，服裝整齊，眉頭稍鎖，側臥若熟睡，然已心胸不溫矣。其時婿不知悲傷，不感創痛，跌坐呆凝，與君玨雙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覺君玨亦正握我手，漸握漸緊，至不可脫！迨山后槍聲再起，始被驚覺，時正午夜，負遺體至適當地點，以手掘土，暫行掩埋。
“得知三人犧牲后，奶奶挺后悔，覺得當時沒有攔住她們、保護好她們。”郭懷生說。
郭懷生在向記者指出黃君玨烈士跳崖處（11月4日攝）。
白天，侵華日軍常闖進李才清家問話，但她聽不懂也不吭聲。鬼子見問不出東西，一腳把她踹在地上，由于石頭房點不著，臨走時還氣急敗壞地點燃家里的一堆柴火。晚上日軍不出來時，李才清用被子把門窗堵上，熬粥熬藥，帶上柿子炒面，給山洞里的傷員們送。
幾十年后，黃君玨的兒子黃繼佑也來到莊子嶺。他在洞口長久佇立，淚水無聲地流淌。默哀良久后，他在洞口照了一張相，作為永久的紀念。“我是懷著崇敬的心情去的，既悲痛又敬佩！”他說。
黃繼佑出生三天，便被寄養在了老鄉家，母親犧牲時他只有3個多月大，之后他的名字由王子倖改為黃繼佑（母親原名叫黃維祐），希望他將來繼承母親遺志。
一張父母合照是黃繼佑見到的最珍貴的母親遺物。直到大姑將這張合影送給他，他才看到母親的容貌：瓜子臉、短發、端莊秀美，大大的眼睛里透露著聰穎堅毅的神情。
黃君玨出生于湖南一個舊官僚家庭，然而優越的家庭環境并沒有影響她對革命理想的追求。她15歲參加革命，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22歲在上海參加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工作，27歲與愛人一起來到華北太行敵后抗日根據地，從事戰地文化工作。
長大后，黃繼佑不斷通過母親的戰友了解自己的生母。當年日軍掃蕩時的一位幸存者程慶豐告訴他：“你媽媽有一支槍，她曾對我說寧死不當俘虜，她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死得英勇！”
78歲的黃繼佑身居北京，心系太行，曾多次到左權縣追尋母親足跡。“心愿是了卻不了的，無論來多少遍。”他說。
這是11月4日拍攝的黃君玨烈士藏身的山洞。
突如其來的“鐵壁合圍”
今年97歲的房秉玉老人永遠忘不了78年前的那頓早飯。
遼縣（今左權縣）山莊村，那是《新華日報》（華北版）和新華社華北總分社所在地。
同志們圍坐在一起，發現吃的不是焦小米、黑豆，竟是白面烙餅。“圓圓的烙餅吃了，咱們還要回這里來團圓。”大家這樣說著。
幾天前，他們接到消息，日軍又要來“掃蕩”。《新華日報》（華北版）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華北總分社社長何云組織大家埋藏機器和各種物資，兩晝夜完成了堅壁清野的任務，同時疏散婦孺病號，進入臨戰狀態。
日軍的“掃蕩”，他們此前已經歷過多次。
1940年8月下旬開始，為期三個多月的“百團大戰”，八路軍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太行根據地成為華北抗戰的橋頭堡，遼縣因是八路軍總部、一二九師師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駐地，成為華北抗日的指揮中心。但同時，這里也成為日軍的“眼中釘”。
今年已經102歲的劉江老人說起這些往事，仍歷歷在目，感慨萬千。當時24歲的他是《新華日報》（華北版）的校對員。“以往敵人來‘掃蕩’，大家在山上轉幾圈，二十多天就又回來了。”吸取以往反“掃蕩”經驗，他們將大型印刷機器埋了起來，但帶了一部電臺和一部鉛印機，準備一邊戰斗，一邊出報。
游客在麻田八路軍總部紀念館內“太行革命根據地的新聞工作者”展廳參觀（11月5日攝）。
1942年5月25日拂曉，何云帶領報社200多人馬撤離山莊村，翻過東山，向莊子嶺一帶轉移。
劉江是十名戰斗員之一，配了一支步槍先行開路。他記得，25日天亮后，大部隊趕上來，到達十字嶺下的南艾鋪一帶，剛用行軍鍋煮了一鍋小米飯，前方就傳來消息，敵人正在逼近！
顧不上吃飯，大家把飯各自帶上，走出不到幾里地，就聽到了炮聲。
“上萬名非戰斗人員，一字長蛇陣，在山間小路上行進。這次，我們陷入敵人合擊圈，被重重包圍，當時六架敵機擦著山頭低飛，瘋狂轟炸掃射。重要山頭都被敵人火力封鎖，機槍聲如驟雨一般。”時任《新華日報》（華北版）記者李莊在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
整個十字嶺陣地塵土蔽日，硝煙彌漫。在這次突圍中，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以身殉國。
顯然，這次的“掃蕩”與以往不同。戰后由日本防衛廳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中記錄了日軍當時的行動計劃：“對于在晉冀魯豫邊區建成華北共軍主要根據地的第十八集團軍和第一二九師，以及在太行山南部地區活動的中央軍第二十四集團軍和第二十七軍，自5月中旬到7月下旬連續進行作戰，將共軍根據地設施的大半予以摧毀，并粉碎中央軍。”
為實現計劃，他們派出了“特別挺進殺人隊”。這群精選的100名士兵，穿便衣，偽裝成民兵或八路軍，自帶干糧，晝伏夜行，繞過村屯，爬山越嶺，潛入遼縣八路軍所在腹部地區，刺探軍情。
從5月下旬開始，日軍從同蒲、正太、平漢等鐵路沿線據點，糾集了兩個師團和兩個混成旅團以及大批偽軍共3萬多兵力，并出動飛機多架配合輪番轟炸，先向太行山北側，后向太行山南側地區，進行所謂“鐵壁合圍”。
“敵人非常狡猾，如果遇到主力部隊，則聚而殲之，如果是后方黨政機關，則將其部隊散作扇形，如同梳頭似地反復搜索，名之曰‘篦梳掃蕩’。”劉江說。
面對敵人瘋狂圍剿，何云帶領報社同志輾轉周旋。27日下午，何云召集大家開會決定化整為零，分頭行動突圍。報社分了三小隊，何云帶領編輯、報務員等10人準備找大部隊堅持出報，副總編陳克寒帶著10名記者向太行山以南突圍并隨軍采訪，編委史紀言帶領劉江、房秉玉等60人就地打游擊。
最終，陳克寒一路突圍出去，而何云這路卻遭遇敵軍。
這是在“太行革命根據地的新聞工作者”展廳內拍攝的新聞工作者雕像（11月5日攝）。
“一武一文”之何云
夜深了，油燈下，一個瘦弱的身影還在工作。只見他蒼白的臉上發著一層油光，兩眼更加凹進去了，手不停地揮動著毛筆，寫稿，寫稿，大小問題一大堆塞滿了他的腦際，使他不知道疲勞，不知道休息。
這是吳青腦海中關于丈夫何云記憶最深刻的場景。
何云，原名朱士翹，1905年生于浙江上虞縣朱巷鄉（今上虞區永和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3年，因在上海組織了抗議日寇進攻華北的群眾大游行，他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后被判無期徒刑，投入中央軍人監獄。在監獄中，他自學德語和世界語，不怕把牢底坐穿。1937年，經過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大批政治犯被釋放出獄。何云在這時也恢復了自由。
1939年1月，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何云在太行山區創辦了《新華日報》（華北版）。
這是麻田八路軍總部紀念館內“太行革命根據地的新聞工作者”展廳內的展品（11月5日攝）。
清瘦，這是報社同志在描述何云時提到最多的。4年的監獄生涯，對他的身體造成了極大摧殘。兩條腿由于常年戴著腳鐐，走起路來已經有些羅圈。
作為校對員的劉江和何云接觸較多。“每天晚上9點鐘，我拿著報紙大樣去給何云看。他看得很仔細，大概40多分鐘后，就拿紅筆改出來了。”劉江說，何云很嚴肅，卻不輕易批評人，大家都很尊敬他。
1941年12月，太行山上舉行了一場簡樸的婚禮。何云穿一身軍裝，瘦瘦的身材；吳青是八路軍總部的秘書，也是一身褪色的軍裝。
然而，不到半年，這對新婚燕爾的夫妻就永遠分離了。
1942年5月日軍大掃蕩時，為了減小目標，何云帶領幾位同志轉移到遼縣東南大羊角村附近，還架起電臺，抄收延安新華社電訊。
在翻越亂石斷崖的陡坡時，同志們擔心他的身體經受不住，提議給他派兩個同志專門隨從他走，但他堅決不同意，操著浙江口音說，“那我不僅成了同志們的累贅，而且還變成了‘山大王’。”最后，他只同意讓警衛員王保林一人跟著。
28日黎明，敵人又開始搜山。何云帶領幾位同志正在大羊角附近的山坡上掩蔽，不幸被敵人發現。“不要把子彈打光，留下最后兩顆，一顆打我，一顆打你自己，我們絕不能活著當俘虜。”面對敵人的瘋狂射擊，他沉著地對身邊同志說。
這時，一顆子彈射來，何云被擊中，身負重傷。當醫護人員前來搶救時，他已奄奄一息。但他睜開無力的眼睛，對醫生說，我的傷不重，快去搶救倒在那邊的同志吧。
當醫護人員返回來時，他的心臟已停止了跳動。那年，何云38歲。
半個月后，吳青才聞得噩耗。悲痛之余，耳畔似乎聽到丈夫溫和而深沉的聲音：“你要堅強些！在斗爭中，同時也需要必要的忍受，忍受也是斗爭性的一種表現。”
何云犧牲后，劉伯承將軍曾悲痛地說：“實在可惜啊！一武（左權）一文（何云），兩員大將，為國捐軀了。”
楊尚昆同志在1942年9月4日《新華日報》（華北版）上發表的《悼何云》一文中說：接著左權同志殉國哀訊傳來的是何云同志在太行山上反“掃蕩”戰爭中犧牲的哀訊，一個人的生死固不足可惜，何況死在為祖國獨立自由而戰的疆場上，這是何等光榮啊。然而何云正在壯年，黨所給予的任務尚待竭力完成，今竟不幸犧牲，這確是一個損失！
這是11月5日拍攝的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
悲壯的一頁
日軍的“掃蕩”還在進行。
在敵人嚴密包圍、反復搜山的險境中，新華社華北總分社同志們集合了被沖散，沖散了又集合，組成了眾多不固定的戰斗小組，每個小組三到五人。大多數同志三五天吃不到一餐飯，喝不到一點水。有些同志口干唇裂，舌頭粘在嘴里，話都說不清了。
危難時刻，當地的老百姓對他們伸出了援手。
一天晚上，劉江和十多位同志借著月光來到一個村子。只聽得村內人聲嘈雜，孩童喊叫，他們判斷應該是群眾外逃后回家。
走進一戶農家，一位50多歲的老大娘正在燒火做飯。看到他們進來，也不驚慌，伸手就從炕上的口袋里盛了一大碗炒面。“來，把衣服換了好行動。”大娘看他們穿著八路軍的衣服，麻利地從一口大甕里抓出些破舊衣服。
在大娘家的第二天晚上，有人回來說，山那邊有個新華社記者掛彩了，兩天兩夜沒吃飯，現在還在山梁上掛著。
于是，劉江他們趕緊拿上梯子當擔架，在大娘三兒子的帶領下來到了北山。到了一看，受傷的原來是史紀言，他正赤身面向背陰土坎，微微張口，呼吸土層上的一點濕氣，以減輕唇裂舌焦的痛苦。他的左腿受了重傷，黑色的血痂，在月光下看得十分清楚。
“大伙一看那情景，都掉眼淚了。”再一次回憶當初，記者眼前的這位百歲老人又一次潸然淚下。
“你們害怕過嗎？”在采訪劉江、房秉玉等人時，記者曾這樣問過。“我們都是自愿來參加革命的，早就有思想準備了。”他們這樣說。
從25日始及以后幾天內，40多位新聞戰士永遠地留在了太行山上。
1986年5月28日，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在麻田西山舉行揭幕儀式。人們簇擁在紀念碑的周圍，向長眠于此的英烈們默默致哀。紀念碑上，密密麻麻刻滿了這些英烈的名字。
他們中最小的魏文天是《新華日報》（華北版）勤務員，只有13歲；年齡最大的炊事員牟忠衡，50歲。青年詩人高詠，曾發表過《隨糧帶征》《春天》等長篇小說，年僅22歲；負責印刷工作的董自托，曾與王亞平、臧克家等同志共同創辦黨的秘密刊物，年僅32歲……
同黃君玨藏身于同一個山洞中的王健只有16歲。
“我們在同一張桌子上辦公，我是報務員，她是譯電員。”房秉玉還記得，準備突圍的當天晚上，他還曾去找過王健，問她要不要和他一起走。但王健說，她要照顧剛生產完才3個月的黃君玨，要和她在一起。
王健是河南修武縣方莊孫窯村人。她12歲就離開河南，隨軍北上山西。1940年，她被調到《新華日報》（華北版）電務科做譯電員。報社、分社的許多新聞稿都是由她譯發延安新華總社的。
那天之后，天人永隔。王健被敵人殘忍殺害。
20世紀80年代，房秉玉還曾去王健的老家河南，找到了她的姐姐。當時，她的母親已經去世。王健的姐姐告訴他，母親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將妹妹的遺體找到。
為此，房秉玉又回到左權、涉縣多方尋找，但卻未果。這也成為他一生的遺憾。
這一大批新聞戰士，大都是二十來歲的熱血青年。他們對未來有著美好的憧憬，向往著明天的新中國。但在這一次反“掃蕩”戰斗中，40多位鮮活的“新聞人”犧牲，他們用鮮血書寫了中國新聞史上最為悲壯的一頁。
這是11月5日拍攝的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
“2450 5478 4357就是新華社”
“滴滴答，滴滴滴滴答……”遼縣山莊村一農家四合院內，19歲的房秉玉正在接收延安新華總社的電報。
“2450 5478 4357就是新華社，0554 0079 7193是北京電。”已經過去70多年了，這一串電碼他仍爛熟于心。
而當初的那個小院落，如今人去院空，土坯墻有些傾斜。記者看到，院門上黑色的木門板和別家有些不同，有兩個方洞。村支書曹付才說，這塊木板可能是當時的某種印刷機器的一部分。他曾見有來這里尋訪的老者，手撫摸著門板，老淚縱橫。
曹付才告訴記者，這個院子地下是空的，有兩處入口可通往地下，一處在院落一角、一處在驢圈里，應該是當時新華社人員轉移機器的地方。如今，入口處已堆滿了各種雜物，無從下去。
1938年秋季，黨中央決定在晉東南創辦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華北版），從而在廣闊的華北戰場上，開辟一塊緊密配合軍事斗爭的新聞陣地。12月，何云率領原《中國人報》的部分人員，以及他剛從西安帶來的幾位新聞工作者和十幾個印刷工人，帶著一臺鉛印機，著手籌備《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創刊工作。
1939年元旦，《新華日報》（華北版）創刊號出版，何云被任命為社長兼總編輯。在發刊詞中，他鮮明提出，本報“成為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團體，各愛國同胞之共同喉舌”，是“鼓勵前進的號角”，“愿做華北文化抗日統一戰線之創導者與組織者”。
1939年10月19日，經北方局決定，所有華北戰報和新聞，用“華北新華社”的電頭向延安新華總社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播發。1941年初，正式成立新華社華北總分社，何云兼任總分社社長。報社和通訊社合署辦公。
“我們電務科有10多個人，好幾部機器，從下午2點到晚上2點，一直在接收新聞。一個人堅持不下來，腦子受不了。2個小時換一次班。”房秉玉說。
在烽火連天的戰場上，這些新聞人出生入死，奔波于激烈的“掃蕩”與反“掃蕩”斗爭前線。為適應游擊戰爭的環境，報館裝備輕型化，全部印刷器材，連同電臺、紙張、油墨，只需要三四匹騾子就可以馱走。何云風趣地說，咱們是“背著報館打游擊”。
在當時的環境下，報紙和通訊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何云在《華北“新華”第二年》一文中寫道：在“百團大戰”中，我們是曾經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了自己應盡的力量。我們曾搜集一切捷報，重新寫作與編排，務使新聞精彩壯麗，不致埋沒這些輝煌的戰功。我們曾派若干記者同志，隨軍行動，深入敵占區，務使真正能夠反映這一歷史的偉績……我們正把“百團大戰”的偉大戰績，迅速散發捷報，以期飛快地深入民間。我們還寫作了不少通訊，介紹到大后方，介紹到國際間去。
朱德總司令對報紙給予了高度評價：“一張《新華日報》頂一顆炮彈，而且《新華日報》天天在作戰，向敵人發射出千萬顆炮彈。”
11月5日拍攝的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
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太行山下，清漳河畔。
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背靠千仞絕壁，面向東方，那是這群新聞烈士曾經戰斗、犧牲的地方。碑的正面鐫刻著楊尚昆同志的題詞：“太行新聞烈士永垂不朽。”左側面鐫刻著陸定一同志的題詞：“一九四二年五月，華北新華日報社社長何云同志等四十余位同志壯烈犧牲，烈士們永垂不朽。”
紀念碑護欄南側，有一座穹頂墳塋，與之平行并列，是《雞毛信》的作者華山老先生的物冢。依照華山遺囑，家人將他的一部分骨灰和生前用過的鋼筆、眼鏡送回這里，與曾經并肩作戰的戰友們一起長眠。
今年78歲的趙天慶老人時常會來紀念碑前看一看，用笤帚把落葉清掃干凈。1985年，他和村里的三四十名青壯年曾參與修建紀念碑，“修了條小路，用板車把石頭一塊塊拉上去的。”老人說，“村里有這個碑，覺得很光榮。”
“每逢清明節、農歷十月初一，村里會組織黨員活動，敬獻花圈。每年還有萬余人前來緬懷先烈。”紀念碑所在的西山村村委會主任趙龍兵說。
山莊村的《新華日報》（華北版）和新華社華北總分社舊址所在的院落內，那群新聞人曾經滿懷理想干得熱火朝天的場景不再，枯黃的樹葉落了滿地。
在這里，記者碰到了88歲的老人李更的。“當年有一個姓李的，在這里生下一個孩子，你們認識嗎？”老人看著我們，問了一遍又一遍。村干部說，老人耳朵已經聽不清，但只要有人來參觀，總會來問一問。
據說，這位老人小時候曾給住在這里的新華社的同志們拾過柴火。不知他與這位“姓李的”之間有過怎樣的故事，讓他70多年念念不忘。
戰爭雖已遠去，但人們追尋紅色基因的腳步并未停歇。
49歲的左權縣史志研究室主任張俊平致力于尋訪、還原那段歷史。
何云的后代在哪里？左權縣與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聯系，經上虞區黨史研究室和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多方打探尋找，得知何云唯一的女兒尚健在，已92歲高齡。2018年8月，張俊平等人前往上虞拜訪徐如珍老人。
抗日戰爭時期，何云與吳青結婚后，無子女。但是早在1925年，何云有過一次婚姻，與鄰村姑娘徐文英結合，1927年12月女兒出生。身為革命者，何云自知遲早會遇到麻煩甚至丟掉性命，怕連累家人，于是一份休書，托人把妻子送回娘家，把尚在襁褓中的女兒托付親人撫養。從此，女兒改姓母親姓。一直以來，徐如珍老人是何云烈士唯一女兒的信息只有親戚們知道，未被組織正式確認。但對自己烈屬身份的認同，成為老人心中的渴望。
在左權縣和上虞區兩地黨委政府部門的積極推動下，2018年9月18日，一份遲來的《烈士遺屬優待證》交到老人手中，她在政治上、經濟上享受到烈屬的待遇。2020年2月28日，老人去世，享年94歲，左權縣敬獻了花圈。
“老人等待了一輩子，我們完成了她的心愿，非常有意義。”張俊平說，老人雖然沒有享受到父愛，但對父親充滿思念和崇敬之情，她教育兒子繼承祖輩遺志，參軍報國。
近日，以黃君玨為原型的新編晉劇《戰地黃花》在山西上演，觀者無不落淚。“我要向外沖，換得新華綻芬芳，我要向外闖，傾盡滿滿血一腔，笑迎新中國，戰地染黃花！”一曲唱罷，黃君玨縱身跳崖，壯烈犧牲。
太行硝煙遠去，烈士精神永存。 （記者趙東輝、王菲菲、王學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