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蘭州11月16日電 題：綠色的啟示——西部地區生態問題典型個案再調查
新華社記者任衛東、譚飛、王博、張玉潔
山從這里起，水從這里來。透過生態之眼，西北地區可謂極端重要又無比脆弱。
木里煤田超規開采、騰格里沙漠排污、祁連山無序開發、秦嶺北麓違建別墅……2014年以來，生態警鐘在西北不斷被敲響，引起中央和全社會高度關注。
記者長期跟蹤這些典型案例，見證了起初破壞的觸目驚心到整改治理恢復的步步變化。近期，記者再回訪、再調查，當年的瘡痍大地傷痕漸愈，陣痛之后再迎新生。
觀察、解析這些生態問題的標本，就是為生態文明建設的當下找準癥結，為未來探尋出路。
游客在西安秦嶺翠華山天池中乘船游玩（7月14日無人機拍攝）。新華社記者 劉瀟 攝
“由黑到綠”的底色之變
祁連山腹地，高聳密林旁，一片低矮云杉正在靜靜生長。600多天前，這塊新綠處卻是黑黢黢，深藏地下億萬年的煤炭源源不斷地被開掘。
這是甘肅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縣千馬龍煤礦的舊址，其探采歷史已有40多年，并數易其主。兩年前，煤礦采礦手續齊全，員工有460多人。
2017年7月，中辦、國辦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破壞問題下發措辭嚴厲的通報。通報稱，保護區違法違規開發礦產資源問題嚴重。
千馬龍煤礦的九成區域在祁連山保護區實驗區范圍內，依規必須退出。當地政府和企業主簽訂了補償式退出協議，政府委托，企業出資，邊拆除、邊清運、邊覆綠。
如今，設施設備拆除，礦業權證已注銷，煤礦舊址“由黑轉綠”。天祝縣自然資源局局長趙明軍表示，生態恢復驗收合格后，這里將移交保護區管理局統一管理。
令人痛心的是，祁連山生態環境問題在西部不是首例、也非個案。前有木里煤田超規開采留下“黑色天坑”、騰格里沙漠企業排污造成巨型“排污池”，后有秦嶺北麓圈占林地耕地違規修建別墅，各個觸目驚心、發人深省。
拼版照片：上圖為2018年9月6日拍攝的陜西西安長安區“群賢別業”拆除現場（視頻資料截圖）；下圖為2019年7月26日拍攝的陜西西安長安區“群賢別業”拆除后建設的秦嶺和諧森林公園。新華社記者 劉瀟 攝
黨的十八大以來，西部地區環境問題不斷暴露，生態警鐘接連敲響。過去的幾年，記者多次到訪典型個案發生地，耳聞目睹關停退出、拆除炸毀、覆綠恢復——
祁連山保護區關停退出144宗持證礦業權，另有111宗歷史遺留無主礦業權完成礦山地質環境恢復治理；
拼版照片：上圖為2018年7月31日拍攝的陜西西安鄠邑區“西安院子”拆除現場（視頻資料截圖）；下圖為2019年7月26日拍攝的“西安院子”拆除后復綠情況。新華社記者 劉瀟 攝
秦嶺北麓陜西西安境內拆除違建別墅1185棟、1528套，收回土地4556畝；
2015年1月至2018年7月，青海木里礦區生態恢復面積增加13.15平方公里；
寧夏責令違法排污企業回抽處理直排沙漠的蒸發池廢水44.85萬立方米……
最近，記者再度回訪這些“生態瘡疤”，目擊“底色之變”，也深深感到，過分攫取給自然帶來的傷痕，雖可“急救”，但系統復原仍需時日。
另一方面，事發地因整改整治倒逼出的科學治理、協同管護、系統修復的經驗和實踐，讓這些曾因生態環境問題通報全國的地方，成為生態環境科學修復治理的“博物館”“教科書”。
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的木里煤田，已逼近絕大多數植物分布生長的高度上限。中國礦業大學團隊在當地開展長期種草試驗后，探索出有機肥覆土植綠、5種草混播的模式。
這是在藍豐精細化工有限公司的地下水修復治理現場，打井時取出的地下土壤（圖片下方的柱狀物）（7月23日攝）。新華社記者 任瑋 攝
在寧夏藍豐精細化工有限公司的污水總排口處，高懸的攝像頭實時監測水體排放情況（5月14日攝）。新華社發（楊植森攝）
在寧夏藍豐精細化工有限公司污水總排口處，攝像頭實時監測水體排放，自動取樣機定時取樣留存。污染源在線監測系統的屏幕上，顯示著廢水中化學需氧量（COD）等各項污染物的實時濃度。“監測系統與生態環境部門聯網，數據實時上傳，如污染物超標，就會有警報提示，我們可以遠程關閉。”中衛市生態環境局環境監察支隊副支隊長馬永興說。
在占祁連山保護區總面積七成的張掖市，政府與科研機構合作，運用衛星遙感、航空遙感和地面監測等信息技術建立大數據庫。“天上看、地上查、網上管”天地一體立體化生態環境監測網絡的構建，讓環境監測預警、監察執法和協同管理水平大大提升。
綠色發展方式的深刻革命
巍巍祁連山蘊藏無窮寶藏。曾經，豐厚礦產吸引資本挺進深山。如今，雪山冰川、森林草原共同構成的良好生態正被視作珍寶、重綻光華。
在甘肅省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一位曾花了10多年、數千萬元在祁連山探礦的投資人正在轉型“探水”。和每噸數千元的礦石相比，論瓶賣的礦泉水回報少、見效慢，但他卻在“史上最嚴問責風暴”后，漸漸體悟到了新的投資邏輯。
拼版照片：上圖拍攝的是甘肅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縣千馬龍煤礦舊址現貌（6月17日攝）；下圖拍攝的是甘肅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縣千馬龍煤礦舊址原貌（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 范培珅 攝
“如今人們對清新空氣和潔凈的水有向往。礦山關停退出后，祁連山的生態會越來越好，水質會越來越純凈。好生態才是‘下金蛋的鵝’，我對行業、對市場有信心。”他說。
多位昔日的“礦老板”坦言：投資者已然深切認識到，生態紅線已同安全生產一樣成為投資必須高度重視的頭號風險！唯有轉型綠色產業，下一步才有出路。
資本的嗅覺最敏銳。資本的風向，也是發展方式變革的觀察窗。
經過生態修復的青海木里礦區（2018年8月23日攝）。新華社發（趙曉東 攝）
曾經，地方政府“靠山吃山”，招商引資請投資者開礦辦廠，繁榮經濟、發展民生。祁連山保護區整改整治后，天祝縣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減少四成；青海木里煤田因違規開采停產整頓前，所在天峻縣的地區生產總值是現在的數倍。
然而，工業文明在成就豐裕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有“會呼吸的痛”帶來的焦慮、“母親河的呼喊”引發的擔憂。
長期以來大規模的探礦、采礦活動，造成祁連山保護區局部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地表塌陷。木里煤田遭經年大規模露天開采，留下觸目驚心的采坑，局部冰川和高寒草甸破壞嚴重。
在沙漠、高山、草原、森林、濕地上留下的瘡疤，轉而成為無數霧霾天、沙塵暴、不斷下降的地下水位、重金屬污染的土地。
幾輪震蕩過后，涉事地干部群眾有“猛擊一掌的警醒”。不再在“母親山”“母親河”上動心思、打主意，成為西北多地的共識。
工人們在青海木里礦區植草的土地上覆膜（2015年6月11日攝）。新華社發（王曉峰 攝）
受訪干部都說，對陜西、甘肅、青海、寧夏這些西部欠發達省區而言，保生態屏障穩固、江河之水清澈、空氣四季常新，既是新使命，更是永續發展的治本之策。
以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障生態文明
重回現場，綠意漸濃，但這絕不是終點。生態問題不是腠理之疾，療治更應看到“冰山之下”的病灶。以此為鑒、啟迪未來，唯有如此，自然之淚才沒有白流，生態文明才可能實現。
看到祁連山生態整治的點滴進展，蘭州大學教授丁文廣認為，效果值得肯定，目標仍未完成。未來仍需研究和實踐，了解自然深層次的變化，真正達到生態層面的深度修復。
一年多前，牧民康永勝成為祁連山保護區的一名生態管護員。他白天在草原巡護，晚上進城休息。“以前散漫，現在按時上下班，心里挺高興。進城就是希望孫子以后就不要回來放牧了。”
在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西水自然資源監管站觀臺生態管護點，牧民康永勝（左一）走出管護點大門（7月19日攝）。新華社記者 范培珅 攝
而想要全局地、根本地、長遠地筑牢生態文明，法治不可或缺。
在祁連山、秦嶺等地，政策法規的模糊地帶，被逐利違法和權力尋租鉆了空子，開發商穿上生態、文旅等“馬甲”大搞開發，變“國家公園”為“私家花園”。
2017年，祁連山通報發布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立即啟動對相關地方性法規的專項審查研究。初步統計顯示，專門規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保護的地方性法規共49件，其中36件地方性法規存在與環境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相關規定不一致的問題。
這是在甘肅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縣境內拍攝的祁連山景色（6月18日無人機拍攝）。新華社記者 范培珅 攝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法規備案審查室主任梁鷹指出，有的地方對10類禁止性活動完全沒有作出規定，或對絕大多數活動未作禁止性規定，有的地方規定表述含糊，打“擦邊球”，遺漏了個別禁止性活動。
截至2017年12月，有21個省區市及部分設區的市，修改相關地方性法規26件，擬修改或廢止384件。
蘭州大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所所長俞樹毅認為，近年來，國家對生態文明體制進行了“大手術”，意在消除“九龍治水”下的權責模糊。然而立法尚未完成大修，與生態文明理念、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改革進程相匹配的法規政策頂層設計仍不盡完善，進而最終使得地方環境執法體制仍未徹底理順。“生態環境領域立法修法，也需要遵照生態觀，及時進行系統立法、綜合治理。”俞樹毅表示。
生態問題及教訓正倒逼中國重構生態治理制度格局，依法治理將成為生態環境問題整治的最鮮明底色。俞樹毅說，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治理觀旨在強調，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復雜系統中，要做到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環節無短板、零死角，如此方得良好生態環境。這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參與記者：姜辰蓉、李華、任瑋、陳凱、李亞光、李琳海）
這是在甘肅省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境內拍攝的祁連山景色（6月20日無人機拍攝）。新華社記者 范培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