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記者在濟南黃河大堤采訪黃河搶險隊員

　　大家好。我演講的題目是《城里小妹下鄉記》。

　　我，是山東分社目前唯一的“９０后”女記者，來自聽起來并不洋氣的農村采訪部。可我，為自己是一名農村記者而感到無比驕傲。

　　其實，知道要跑農村，一開始我是抵觸的。

　　和許多有農村生活經歷的同事們不同，我是一個“生在城市中，長在高樓里”的姑娘，連個農村親戚都沒有。剛開始，我曾在夏收時穿著超短裙進麥地，踩著高跟鞋走田埂，出入農村土廁所都會被土狗追著跑。有一次下鄉調研城鎮化問題，我卻連“土地增減掛鉤”“四化同步”都不知道，惹得基層干部直搖頭。

　　是不是每一個新華社記者，都有過像我這樣的“菜鳥”時期？但我很害怕，不光是怕自己丟臉，更怕因為我的生疏，而讓“新華社記者”這五個大字“貶值”。

　　可是，五年后的今天，不少基層干部對我說：我們單位的“９０后”連和陌生人說句話都臉紅，你卻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了，你們新華社記者的素質真是不一般！

　　他們是在說我嗎？一個不諳世事、不懂三農的“９０后”城里姑娘？我是從什么時候起變成“不一般”的新華社記者呢？

　　也許，改變，是從采訪一位農村婦女開始的。那次是去沂蒙革命老區采訪，正好趕上過小年，幾乎家家戶戶都忙活著包餃子。

　　當我敲開老鄉的家門，他們先匆忙把手上的面粉在身上蹭干凈，又把客廳收拾出來給我讓座，還忙不迭的準備茶水……我覺得自己像個“不速之客”，如果說“新華社記者要成為社會活動家”，我還差得太遠。

　　索性，我收起采訪本，脫去大衣、挽起袖子，一屁股坐在老鄉家的廚房里，說：咱不采訪了，咱就包餃子、聊天兒。

　　他們不再拘謹，而是親熱的握著我的手，教我包餃子。我們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一邊閑話家常，一邊準備小年夜的晚飯。那是我第一次俯下身子，和他們交真心、做真朋友。

　　見多識廣是新華社記者的優勢。可我卻一度處于一種狀態，就是：說得出自己去過什么地方，卻說不出自己在那兒認識誰；說得出自己寫過什么稿子，卻說不出自己交了幾個真朋友。

　　跑了農村之后，我沒結識什么高官大款，卻和許多農民、基層干部成了真朋友。無論什么時候，他們都愿意接我的電話、接受我的采訪，向我傳遞來自最基層、最一線、最真實的聲音。

　　不過，頂著“新華社記者”的光環，諸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恭維話聽多了，就容易自以為是，以為自己真的是“無冕之王”“無所不能”。

　　直到有一天，一位村支書問我：村民不愿意贍養老人，怎么辦？

　　我當時想：無非是說服教育一番，再不濟就關起來小懲大誡，還能怎么辦？

　　這位村支書說“這樣可不解決問題”，他“自主研發”了一個“曬被子節”——每年立冬前后，子女們就把村里老人們的被子拿到村廣場上曬一曬。為了讓自家老人在鄉親面前體體面面的曬被子，子女們不僅早早給老人準備好新被子，還給他們置辦上新行頭。通過這個“土辦法”，與周邊村子相比，這里孝敬老人、贍養老人蔚然成風。

　　像這樣的辦法，難道是我坐在冬暖夏涼的辦公室里能想出來的嗎？腳踏實地的跑了幾年農村之后，我才明白，真正的老師是農民，真正的高手在基層。

　　可是，單憑“以農民為友”“拜農民為師”，就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新華社記者了嗎？

　　在接受入社教育時，聽到領導要求“發揚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優良傳統”，我還有點不服氣，心想：這都什么年代了，理想信念能當飯吃嗎？

　　采訪中國工程院院士、小麥育種專家趙振東的經歷，讓我徹底改變了這個想法。

　　趙老年過古稀，常年“早上一身露水、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水”，人稱“三水專家”。然而，這樣的生活，也給他帶來了各種病痛，其中最難捱的，是讓他無法久坐的關節炎和要遠離麥芒的蕁麻疹。

　　可我看到的，卻是動輒坐幾個小時汽車、進麥田毫不猶豫的趙老，甚至是“窩在車里就‘蔫吧’，一進麥田就‘返青’”的趙老。

　　出于關心，我勸趙老：別太拼了，身體要緊。

　　可趙老卻說：和早年比起來，現在已經是最好的時候、最好的待遇了，我還有什么理由不拼呢？

　　是啊，和趙老相似，我頂著“新華社記者”的光環，走到哪兒，人家都對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姑娘禮敬有加，我還有什么資格浮躁、抱怨呢？

　　其實，在人才濟濟的新華社里，我算不上是一名多么優秀的記者，也沒有什么出生入死的故事。但我這個城里小妹下鄉工作的經歷，可以回答一個問題，就是：不諳世事的大學畢業生，如何成長為一名合格直至優秀的新華社記者？

　　答案不言自明，是新華社常年提倡“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良好作風鍛煉了我，是新華社常年弘揚“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感染了我。

　　因為，如果沒有在新華社工作，我可能只跟領導干部、社會名流見過一兩面，就自以為和他們關系熟、感情深。我就不會明白，年輕記者如果不用真心交往真朋友，就不會真正成為“社會活動家”；

　　如果沒有在新華社工作，我可能還自以為是，誤以為自己無所不能。我就不會明白，年輕記者只有腳踏實地、“拜農民為師”才能為成長成才打下堅實的基礎；

　　如果沒有在新華社工作，我可能依然覺得，“堅持理想信念”只是過時的口號，只顧著抱怨自己干的多、得到少。我就不會明白，“新華社”的平臺已經給年輕記者提供了足夠的物質支撐和精神動力。

　　我說：我為自己是一名新華社記者而感到無比驕傲，我更為自己是一名新華社農村記者而感到無比驕傲。

　　這是我的下鄉故事，也是我的成長心聲。

　　謝謝大家。